知青 | 李晶：内心撕扯后，我选择了原谅她

作者简历

本文作者

李晶 ，1969年赴黑龙江兵团；1977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；1982年毕业后做编辑、记者。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评论，其后创作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。部分作品译至德国、美国；长篇小说《沉雪》曾获台湾《联合报》第十九届文学奖长篇小说评审奖。

原题

不 说

作者：李晶

曾亲眼撞见一位熟人偷我东西。当时的反应，是惶恐的感觉制住了气愤的感觉，那番滋味儿十分难忘。

那时都是一个连队的农工，我和她虽然同住一个宿舍，但一直不近乎。她是上海来的，人矮胖，极馋，有空就爱上屯子里去串门，于是本地的炒黄豆烤土豆之类的常不离嘴。她还写信催家里寄食品包裹，让在回信时给她夹进糖片片或盐金枣之类的，以供解馋（那时的口香糖是长条小薄片）。

我们宿舍面积有限，头两年还强调整洁，隔段时间连里就要搞内务评比。为了整洁，人人将自己的箱子、提包，不用的衣物等，集中到另外的箱子间里去。箱子间离着宿舍不远，也是当屋一铺大炕，上面撂着我们的箱子提包，低矮的屋顶码得满登，平日里，箱子间静悄悄的，没什么人进去。

那年春天我刚休了探亲假回连队，带了些稻米、海米、肉松、腊肠，还几种小糖果。回连当天，给宿舍里每人分去一点儿，余下的还留在帆布提包里，不上锁，存在冰凉的箱子间。逢到休息日，和要好的伙伴儿一起开小灶，焖腊肠米饭，煮海米汤等，难得有兴致。

可是哪想到，这天正要去箱子间取点东西，上来就撞见了那个场面。推门时，立刻发现她在里边吓了一跳，手里飞快拉上我那只提包的拉锁，人像练摔跤似的从炕沿儿噗通蹦到地上。我的脸一下子火烧火燎的，赶紧低头盯着自己的脚。

我不想面对，只是替她难堪。她站在那里，没头没脑说，“我进来找脸盆”，随后就支吾着快速走掉，小碎步表露出她的紧张。我能想到，她那衣袋里一定装满了我带回来的食品。翻看提包，果然给扒得乱七八糟的，东西明显减少。

然而事后我并非在意东西的损失，只是觉得神经不对了，突然的碰撞令我惊异，竟有些经不起。返回宿舍时，两手空着，发现有盯视的眼光自她的铺位那里向我射来——她睡炕头，我睡窗边。我心里不宁，动作愀然，把脸面掩着倚靠被垛佯装瞌睡。身体硬着，连翻身都忍住，一时觉得刚才做了小偷的人是我。

连着几天心神不定，18岁的我如此放不下，一种见了鬼似的感觉。本来就与她有距离，现在越发反感得不行。我在想，一个熟人偷拿了我的东西，这事并不重要，问题是，为何让我亲眼目睹？

想起刚上中学时，有一天乘公共汽车，忽然发现衣兜里妈妈刚给的一只羊皮钱包被人偷走了。在拥挤的人流中，我拿眼睛来回望，注意到咫尺之间，一个男人狼似的眼光利箭般刺来。我登时被威慑住，直觉告诉我，就是他，是他刚刚偷走了我的钱包！可是我不能与他面对面地展开斗争，那眼光的阴冷、凶狠，是我从没见过的。心中惊惧，手足无措，只想赶紧逃掉。车门开了，我急忙跳下去，提前了两站，只好步行前往要去的地方，却一路都甩脱不掉刚才的刺激，以至于当晚连饭也没吃。

多年以后，注意到精神卫生专家的分析，称“过度敏感”是一种病，说明你这人缺乏“钝感能力”，一个更专业的名词叫“感觉门控异常”。我理解，好比同样是日日搬砖出窑码窑，吃大苦受大累，人家都乐呵呵的，该上工上工，该吃饭吃饭，就你夜夜的失眠难受，以为身处地狱……专家英明，指出“感觉门控异常”，可当我明白了这一点，已是“多年以后”。

在北大荒，刚入成年的我显然仍属于“过度敏感”期，再次劈头遇见被偷的“劫难”，事情虽然小，又环境殊异，然而再想逃之夭夭却不可能了。记得两天之后，我开始恨她，这恨就那样包在了惶恐的壳子里，令我心重，弄得好几天郁郁不乐。

这天傍晚下工回来，独自蹲在过道的火炕洞口填木头柈子烧炕，忽见墙边闪出来半片脸，影子一样斜贴在过道的拐口，是她！像在跟我玩儿捉迷藏，鬼头鬼脑的小眼睛忽明忽暗地窥探着。我对自己说，一定是错觉吧。却不肯抬头再去看那个拐口。

当晚就做了噩梦，梦见她为了堵住我的嘴，往我的饭盒里撒毒药，药面儿雪白的，还冒着气儿，她居高临下地强迫我咽下去……醒来时，团支部书记招呼大家，让在早饭之前去萝卜地间苗。间着萝卜苗，我再也承不住，跟最要好的朋友许斯掏出了心里这个过不去的别扭事。

许斯一听就来火了，气咻咻地说我：“没人比你更笨了！看她整天好吃懒做，一副资产阶级作风，今天晚上宿舍‘天天读’时，把这个丑事公佈于众，好好治治她的三只手！”

然后挨到晚上，大家吃完了洗完了，先都仰脚在铺位上歇着，有人唱歌，有人吹口琴，还有人看信写信。我蹲在地上刷球鞋，反复想着，一会儿学习之后该怎么说话。可是说不清为何，心里却有一种将要陷入灾难的不安。

眼前现出一个画面，几人用手指戳着她的脸，又是斥责又是嘲讽，她羞愧难当，捂着脸，忽然嚎啕大哭，在她的哭声中，是接二连三的班排连的逐级批判会……

我犹豫了，悄悄扭头看她，正在铺位前飞舞着手指钩小包（用钩针和白手套拆的线）。她钩的小包很好看，能盛针头线脑，她总是送给本地女孩。她钩包时的样子也好看，安详又文静。

我敛了鞋刷肥皂，倒了脏水盆，把许斯叫出宿舍。我跟许斯小声说：“那事就算了吧，是我心里装不下，跟你念叨，嗨，就算了吧，我们不整人，也不再告诉别人。”看我变成了这样的态度，许斯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抱着“算了”的态度，自己竟然感觉轻松了，暗暗发现原本就是小事一桩，我怎就那么少不经事呢？然后，渐渐就不再想它了。

然而，她同我是一个作业班的，每日每时依然在身边晃着。一直互不搭话，回避近距离面对面，那种刻意的小心与机巧，弄得人挺别扭的。我决心先来打破僵局，跟她恢复正常，可始终也不见行动，行动不起来。于是我又开导自己，索性再也不理她了，谁叫她跟我“三只手”的！

却有那么一天，是在露天厕所里，我们不经意碰到了一起。这露天厕所无比简易，一地的厚冰雪与外面毫无二致，连臭味也结结实实地冻着。好半天没有第三个人再进来，我和她都默不吱声，空气僵冷而沉闷。

好容易等到她先朝外面走了，人走到口上却又缓缓站住脚，转过脸来亮着眼睛看我，神情竟是十分友好。我听见一句值得回味的话：“你觉得自己变好看了没有？真的，你这次探亲假回来，变得好看了，眼睛显得好大！”

我不由得开颜笑了，很认真地问她：“是吗？”

我们就这样和解了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还是一个宿舍，除夕相处，虽然终究未能做成好友，但是相互间总有一种默默的关照持续地展开着。或者一个微笑，或者一个眼神，往往传达了比之言行更为重要的温暖的东西。

我愿意相信，她是自己敲打了自己，像那次箱子间的行为，到后来再也没有过。又再后来，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，不能再见面了，也无须再见。

不知为何，近日里几次想起她，尤其想起当年曾由她制造的那份突兀的惶恐。我想，就是由于处在物质的匮乏期，人的精神与情感也如此的匮乏吧，人与人之间，总有太多的苛求而太少宽谅，所以那时，我曾耿耿于她的不洁以多日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看出那时的自己实在是够小器的。

然而，时至今日，我仍是有些安慰的，因为我仍是以为，那时的不说，真对。

1995,8,15

李晶专列

作者提供本号分享，原载《北京文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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